从战略目的来看，两个军事行动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成功的保存了部分实力，逃离了全军覆没的命运。不过从发生的背景和结果来看则大不相同：
在敦刻尔克之前，英法荷兰300万大军兵强马壮，毫无作为的龟缩在马奇诺防御工事后面欣赏德军横扫欧洲。马其诺报废后，300万大军瞬间灰飞烟灭，短短几周后就剩下四十万溃兵挤在一个小港口。在敦刻尔克之后，这三十万盟军在整个二战期间继续打酱油，在美国大兵的帮助下，成功围观苏军将红旗插上了柏林国会大厦。
长征就不一样了，中央红军以八万老弱病残对抗50万大军以及各路军阀，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一边打一边还在当地打击土豪劣绅，搞土改，传播革命思想。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有评价：“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因此，把“敦刻尔克”和“长征”放在一起比显得有些不公平。从2013年开始，聚集在珠三角地区的中国手机企业开始纷纷内迁，河南、江西、以及位于西南的成渝贵等地成为主要的流入方向。那么究竟这种行为是“逃离珠三角”还是“战略转进”？
“转进”还是“逃跑”？获得重生的百立丰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对外打的旗号是‘西进重庆’，其实就是逃离深圳。长征也是一样嘛，号称是转进，其实就是逃跑。”7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雷暴雨给多日酷热的“火炉”重庆降了降温，笔者在重庆南岸区百丽丰工业园见到了百立丰总裁助理刘东阳。
从百立丰公司官网可以看到，重庆百立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重庆南岸区，旗下lephone手机品牌2009年在全球120个国家注册。其前身则是成立于2010年的深圳市百立丰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百立丰一共有重庆南岸茶园新区以及深圳龙华两个工厂。“90%的产能都过来重庆了，深圳那边的工厂主要是用来做试产，来验证我们的设计”刘东阳表示。
在西进重庆的深圳手机企业中，百立丰应该算是最早一批。2013年，百立丰董事长黄明权单枪匹马率先来开拓重庆工厂，当时的茶园新区还是一片荒地，到了晚上就漆黑一片，连个出租车都打不到。“这个地方能做手机吗？我好歹也在这行业做了很多年，当时我对公司都产生了质疑，就更别说其它人了。”刘东阳表示，百立丰在2014年10月份开了一个内部的“遵义会议”，当时讨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来重庆的问题，而是在重庆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
“从2007年开始，手机业就是一个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刘东阳说这番话的时候颇有感慨。从2011年小米手机发布，开创了互联网手机的概念。当时一大帮深圳二三线手机企业面临全新的市场竞争模式，有些手足无措，在大浪淘沙之下不少企业直接选择退出，而留下来苦苦支撑的也在积极寻求转型。
当时百立丰再以传统的模式在深圳走下去已经很艰难了，此后陆续有一些公司想要收购百立丰，但是最终都没有谈拢。“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感觉活过来了，同时感觉我们已经能够往上走。”2016年年底，360正式注资百立丰，成为了重庆百立丰科技的第二大股东。
根据百立丰董事长黄明权对媒体的透露，2016年百立丰出货达到2000万部，2017年的战略目标3000万部，预计未来3年完成9000万部的目标销量。在营收方面，手机包括终端、软件应用服务等，短期营收目标超过100亿元。
对于百利丰来说，来到重庆让他们保存了实力，撑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尽管仍然保持很强的危机感，但目前整个公司都进入在快速向上扩展的阶段。2017年，百立丰更是拿下了《快乐男声》的冠名权，开启了从运营商品牌向大众品牌迈进的脚步。
“现在我们的产能一个月有200K，开足马力可以干到250K。这是我们自己的产能，如果产能不够我们还可以找ODM外包。我们在海外的量到10月份预计目标是做到1KK，现在看有点难，大概做到800K问题不大。”刘东阳表示，百立丰今年就两个目标：稳住国内的出货量，在海外市场求发展。目前百立丰正在大肆扩充海外团队，非洲、印度等新兴市场都是其重点发展方向。
华为、中兴纷纷“逃离深圳”，内迁已成潮流
以深圳为主的珠三角地区是手机制造行业的聚集地，形成了从上游芯片厂商到下游触摸屏、摄像头厂商等完整的产业集群，曾经占据了中国手机产业出货量50%以上的市场份额。
2013年似乎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除了西进重庆寻求出路的百立丰，作为中国手机一线品牌的华为也悄然开始布局。2013年7月24日，华为子公司员工@傅晓独孤 曝光了几张华为在东莞松山湖基地的图片，欧洲小镇的建筑风格蕴含在低密的松山湖之中，美不胜收。
也就是同一年，华为销售收入达2390亿元人民币（约合395亿美元），同比增长8.5%，首次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设备商。连规模和营收如此庞大的华为都要“逃离”深圳，就更别提其它友商了。
2015年2月，占地约3000亩、总投资达100亿元的中兴通讯河源基地在深河产业城破土动工，今后几年，中兴通讯在深圳的生产基地将陆续全部搬迁到河源。项目全部竣工后，预计可实现年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以上，带动关联产业产值2000亿元。
2017年8月，南昌市政府和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在南昌共同召开“努比亚生产基地落户南昌高新区”发布会。据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里强表示，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建成后将达到不低于1000万台的年产能，年产值达100亿元。
除了努比亚之外，从去年开始，全国出货量排名前五的ODM企业华勤、闻泰、龙旗、天珑、与德也纷纷落户南昌，其中与德负责ODM的魅蓝系列机型将近1000万台的相关设计、研发、制造都已切换到南昌。
“我现在不得不走，我看到这么多人都往内地迁，如果我不走就好像2012年、2013年没有抓住手机产业的机会一样。不管企业是大还是小，手机品牌做得是否成功，但是我们一定是要跟着大趋势走，随波逐流的。”这是某位二线手机品牌老板的心声。
与前几年被迫转移到内地二三线品牌不同，包括闻泰、龙旗、辉烨、OPPO、VIVO、金立这些一线手机品牌和ODM的内迁除了降低成本之外，更多是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对于这些手机品牌来说，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内迁已成趋势，作为一个企业必须顺势而为，难以逆潮流而动。
部分手机相关产业的内迁情况
四大手机产业集群，为何重庆一枝独秀？
中国经济一直是双轮驱动，一个是由民间资本驱动，一个是由政府资本驱动。因此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一把手都相当于一个公司的CEO。中国经济又有两个主要的发动机，那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地方均以制造业发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具有极强的马太效应和虹吸效应，前者决定经济发达的区域加速更发达，而经济落后的区域发展更缓慢。
目前全国已经形成武汉、南昌、重庆、西安四个主要的手机产业集群。
不过近几年来，国家政策开始大力发展中西部，并开始积极引导经济发达地区优势产业转移。内地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想尽办法从这两个地方招商引资。一时间处处都建高新区、产业园，为了招商各地政府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目前全国已经形成武汉、南昌、重庆、西安四个主要的手机产业集群，其中重庆在四大产业集群中可谓是一枝独秀。
随着政府招商引资逐渐的逐渐理性，近几年内地的招商政策开始有了变化。各地政府开始有了自己的产业规划，有针对性的扶植引进相关产业，比如集成电路、自动化设备、大数据等，而手机业由于能够带动相关的周边配套以及供应链，带来大量的工作机会和产值，更是成为各地政府急于引进的“香饽饽”。此外，最近几年招商引资最大的不同是不再以政府补贴为主，而采用政府与企业合作来进行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方便一些，因为仅仅出钱叫你过来，你可能不会去。”刘东阳表示，过去曾经有一些骗取补贴的事情发生，企业也害怕去内地被“关门打狗”，现在通过股权投资企业和当地政府都比较放心。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来，觉得重庆哪能做手机？其实重庆要感谢黄奇帆市长，是他大力主导。当时他有一个想法，重庆当时大力发展笔电产业，既然笔电能引进来，为什么手机不能引进来呢？”刘东阳表示。
从2009年开始，惠普、宏碁、华硕“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先后落户重庆，其后富士康等六家台湾代工企业及300多家零部件企业落户重庆。2011年，重庆已形成了“3+6+300”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目前全球70%的笔记本电脑都产自重庆。然而最近几年，收到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冲击，笔记本出货量正在逐年断崖式下降。重庆希望在汽车、笔记本之外复制出一个新的产业来。而相对应的，笔记本的许多供应链其实是可以跟手机供应链相互配套的。
重庆另一个优势的地方在于区位优势，以往地处西南内陆，重庆的产品必须运到上海或广东海运出口，需要承担高昂的物流成本。2010年8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带队赴北京，代表重庆市正式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重庆至欧洲铁路大通道五定班列的请求。2011年3月19日，“渝新欧”专列满载重庆制造的电子产品从重庆铁路西站出发，到达目的地德国杜伊斯堡。相比以往的海运，重庆生产的笔记本可以实现出厂7天到达欧洲，大大缩短了重庆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比海运时间短，比空运价格低。“渝新欧”专列的出现，也让目前以空运为主的手机发货方式有了新的选择，以后手机也可以跟笔记本一样选择通过铁路运往欧洲及沿线地区。
除了重庆之外，周边的四川泸州、宜宾、成都以及贵州贵安新区也在有针对性的招商。目前贵州正在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成都正在大力发展软件及半导体设计产业，而重庆的野心更大，希望通过手机产业带动芯片和面板相关配套，解决“缺芯少屏”的问题。据了解，目前高通和ARM都已经落户重庆数据产业谷，而康宁和京东方则落户重庆北涪区。
众多手机企业纷纷落户重庆，看重的除了重庆当地政府的招商力度和政策，更多是因为相关的产业配套。“其实2015年年底的时候贵安新区也想找过我们，后来我们发现不是政策优惠不优惠的问题，他们出的条件比重庆还优惠，但是配套跟不上。”刘东阳表示，百立丰是手机集成商，需要大量配套企业的支持。如果去了贵州，相关的配套企业很难跟来，需要自己花很多力气去做配套。此前不少被招商去贵州的企业员工流失率都很大，因为配套设施很差，不管是交通、住宿、消费的配套都不够好。他们也同时评估了一下成都，认为哪里更适合做软件。相对来说手机集成商需要更多的产业工人而非研发工程师。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庆将房价控制在了较低的水平。在重庆南岸工业园区，随处可见拔地而起的高楼，据刘东阳介绍，这些都是政府兴建的公租房，只能租不能买。“我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公租房，现在这些房子全都不卖，旁边的商铺可以买。”刘东阳表示，对于从深圳调过来的员工而言，房租一房一厅也就3~400元每月，相对于深圳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些公租房只需要工业园区的公司出面申请就可以获得，由公司统一交房租。
对于毛利率逐年下滑的手机企业来说，对经营成本非常敏感，重庆的低房价带来了很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的经营成本进一步降低。“我们前几天刚开完火把节，有很多大凉山的彝族的孩子来我们工厂工作，这可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相对比较珍惜这份工作。”
事实上，这些企业内迁要解决的除了普通产业工人的问题，还有不少研发工程师以及中层骨干的内迁问题。“我们公司员工现在平均年龄是85后和90后，现在想解决他们在深圳买房的问题几乎不太可能了。”刘东阳表示，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需要成家立业，如果始终无法在当地安家落户的话，员工很难安心工作。据了解，重庆非本地户口购房需要交纳各种税费，当地政府对于打击炒房的力度是空前的。通过各种手段，重庆将房价维持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准，也让各企业能够留住人才。
OV金立都来了，三年再造一个“新龙华”
图：VIVO重庆南岸厂区
“我来了重庆三年，别的地方不清楚，我看南岸这边真的是一年一个样。”刘东阳表示，百立丰算是最早一批来重庆的手机厂商，但从去年底到今年初，过来重庆落户的手机厂商越来越多。“尤其是去年12月份到今年3月份之间，这个时间点非常集中。”
在距离百立丰工业园不远的地方就是VIVO的工业园，由于面积比百立丰更大，因此直到今年6月份才竣工。除了VIVO之外，金立也在今年4月份签约落户重庆渝北区。目前已知较知名的落户重庆的手机品牌就包括金立、OPPO、VIVO、百立丰、小辣椒、传音、至尊宝、国信通、大米、财富之舟等。除了这些手机品牌，还包括一些ODM厂商，如辉烨。
除了手机集成商，还包括类似于东方丝路这样的手机配套供应链企业（贴片），到2016年才开始陆陆续续入驻进来。比如江粉磁材、东方亮彩都在重庆的渝北区，中光也在重庆拿了将近260亩的地。据说OPPO在重庆拿到了400亩地，当地政府在旁边留出了2~3倍的空地给它的周边配套企业落户。
“2014年我们陆陆续续开始装修工厂了，当时政府给我们一个临时厂房，以及三年的免费试用期限做过渡。”刘东阳表示，目前过来的OPPO、VIVO、金立等厂商一开始都是在免费的厂房做过渡。
据统计，目前整个重庆已经有380多家大大小小的手机配套企业（包括集成商，电池、充电器、触摸屏、摄像头等一系列装备），光南岸区就已经有了156家，渝北区有了120多家，九龙坡有将近80几家。还没算重庆周边的忠县和北涪等地，重庆永川区则以手机智能装备为主在招商。
根据重庆经信委有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重庆有手机整机企业114家，手机产量达2.8亿台，直接产值1000亿人民币。目前，中国市场年产手机18亿台，重庆目标出货6亿台，三分天下有其一。通过笔记本、手机、汽车、装备制造等千亿级产业集群，重庆将辐射整个中西部地区，成为最利于中国智能产业“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重镇，也是最有望成为继深圳之后下一个全球智能终端产研销一体化集散中心的内陆城市。
“重庆的手机产业集群效应已经起来，大概再过3年的时间，南岸这里就可以成熟了，相当于在这里再造一个新龙华。”望着远处正在兴建的配套产业园，以及眼前的大片荒地，刘东阳显得踌躇满志。
西进重庆是敦刻尔克还是长征，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从山寨机时代就最具冒险和拼搏精神的手机人们，在重庆这块颇具“江湖气”的地方找到了新的方向。旧的产业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即将到来，让我们见证中国手机产业的涅槃重生。
